姚关荣:带领深圳交响乐“出海”

时间:2016-12-23 03:20 PM  分类:演出信息 作者:

        姚关荣站在客厅,拿着小梳子,让太太帮着看看自己刚捯饬的发型精不精神。新皮鞋锃亮,老爷子神采飞扬,“这双鞋是我在加拿大花300加元买的,意大利原装”。虽已年届八十,但海派男人的精致一点不打折。提起自己12月23日将在深圳音乐厅举行的“荣辉”姚关荣艺术成就专场音乐会,他说,“上台的形象,每个细节都不能马虎。”

        姚关荣——第一位率领中国乐团登上柏林爱乐音乐厅、布拉格斯美塔那音乐厅和纽伦堡名歌手音乐厅的中国音乐家。在中国音乐界,他创造了多项世界级个人第一,指挥了无数场交响音乐会,录制了不同时期的电影主题音乐,在“纪念中国电影百年华诞庆典”上,荣获“当代中国电影音乐特别贡献奖”,被誉为中国电影音乐指挥领域功勋最卓著的指挥家之一。

        对于深圳而言,姚关荣的名字更被载入深圳经济特区的交响乐史册。上世纪80年代中期,年过半百的他毅然决定南下深圳,担任特区交响乐团(后更名为深圳交响乐团)首席指挥,把心血倾注在深圳的交响乐事业上,带领深圳交响乐团发展壮大,逐步走向国际舞台。

        而今,早已从深圳交响乐团首席指挥的位置上退下来的姚关荣,正如他自己所说,“交响乐是我的生命”。人家的夕阳红都在含饴弄孙,他却依然沉浸在自己的交响人生,弹琴、育人、写书,姚关荣的日常从未离开音乐。因为《深圳晚报》影像深圳家谱的拍摄,儿子特地从加拿大赶回,平日远隔重洋的一家三口难得相聚,其乐融融。

 

中国电影音乐的“执棒人”

        姚关荣是浙江镇海(今宁波)人。1961年毕业于民主德国莱比锡高等音乐学院指挥系,那时,中国有欧洲留学背景的指挥家凤毛麟角,是国宝级人才。学成归国后,他来到刚刚创立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乐团担任指挥,主要任务是为新出炉的国产影片录制配乐。在这里,姚关荣一干就是24年,执棒指挥新影乐团(后改称中国电影乐团)等交响乐团录制了200多部电影音乐。

        由姚关荣指挥配乐的最著名的电影就是家喻户晓的《地道战》了。改革开放之前,姚关荣指挥录制的著名电影音乐还包括《野火春风斗古城》《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永垂不朽》《怒潮》《侦察兵》《决裂》等;改革开放之后,录制的作品包括《蹉跎岁月》《边城》《寒夜》《血,总是热的》《风雨下钟山》《人生没有单行道》《心灵深处》等故事片主题歌曲。那时的电影观众一提起电影配乐,就会想到姚关荣。中国《大众电影》杂志亲切地称呼他为中国电影音乐的“执棒人”。

        至今他还记得,1980年的一天,彼时他还在中央新影乐团就职,中央乐团副团长带来一位文化部翻译,简单通知他“明早7点飞西德指挥,曲目全是中国作品,有没有问题?”考虑了1分钟,姚关荣立下军令状“保证完成任务”。随后,马不停蹄去王府井百货大楼买了两套西装,下午4点赶到大使馆办了签证,这一走就是两个月,姚关荣作为新时期第一个派往国外的指挥家,与德国乐团合作演出大型交响乐音乐会,现场指挥《与中国相见》,并向全欧洲实况播放,盛况空前,姚关荣被世界权威音乐界盛赞拥有“欧洲一流的指挥水平。”

 

在深圳实现音乐梦想

        1985年,姚关荣调入深圳,任深圳特区乐团(深圳交响乐团的前身)首席指挥,这时的他已经50岁了。如今提起这件事,很多人为他的勇气惊叹,但当时,身边更多人是对他的选择感到不解甚至担忧。毕竟那时的深交刚起步,乐手加起来才二三十人。但姚关荣毅然决然,断了自己的后路,“当时本来是中央乐团来调我,但原单位不放,后来我听说深圳要搞100人交响乐团,市领导都是深交常客,本能告诉我,一把手重视交响乐就有戏,我就决定了一定要去深圳闯一闯,实现我的音乐梦想。我连原单位分配的房子都退了,户口也不要了。”姚关荣说,有人问我会不会后悔,“我一辈子不吃后悔药,那是最没出息的人。”

        深圳没有让姚关荣失望,姚关荣也用全部的才华和热情回报这座城市,交响乐渐渐成为展示深圳城市魅力的一张名片。即便退休后,他还在致力推动深圳乃至中国交响乐事业更好地发展。半个多世纪前,姚关荣和同学翻译了《配器法》,如今一起翻译的朋友都先后离世,姚关荣便独自扛起完成有近400页谱子的新书《·配器法·笔记》的重任,“这些年很多不同的流派进入交响乐,出现很多好的作品,我认为光有100多年前的知识远远不够,还需要融合最新的手法、技巧。所以我选用101个交响乐片段例子,通俗易懂地解析和普及交响乐。书现在已经做好了,贴钱我也愿意。希望把这本书拿到国际上时,会有人说中国人把交响乐事业又推进了一步。”

 

曾给国家领导人写信建议改革指挥交流体制

        回顾走过的人生岁月,姚关荣最得意的不是带领深交成为中国第一个成功登上柏林爱乐大厅和布拉格斯美塔那音乐厅的交响乐团,不是推动深圳兴建带有管风琴音乐厅的政协提案的落实,也不是上世纪50年代和同学翻译交响著作《配器法》献礼国庆十周年,而是一件他极少对人说起的往事。

        “1978年,我感觉到中国进入新阶段,交响乐事业也应该迎来发展的春天。那时各音乐院团之间没有交流机制,不少音乐专业人才被局限在一个平台。比如我,指挥专业出身,但在当时的单位发挥空间不足,我深知同行也都有此苦恼,眼界和经验都因此受限。我想起留学德国期间,曾和国家领导人胡耀邦有过一面之缘,于是大着胆子给他写了一封信,贴上一张普通邮票就寄了出去。没多久,竟然有了回音,时任文化部部长董正出面作了口头指示,认为指挥交流体制有理,要支持。

        因为我的一封信,开了先例,推动了交响乐在中国发展的历史车轮,这是我这辈子最骄傲自豪的一件事。”

 

来源:深圳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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